当你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，中国的上网人口，已经突破二亿三千万，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上网人口国家。这意味着两件事：首先，中文做为因特网上有影响力的一种语言，以及以这种语言为基础在网络上所发展起来的中文经济，地位正式确立（准确地说，仅次于英文）；其次，中国在网络上所发展出来的新模式，不管是商业或非常商业的，将会形塑全球网络行业的地形地貌，而不像过去是反过来。

这两件事来得比预期的要早两年，问题是：中国准备好了吗？量的增加，能否带动质的提升？答案不是这么容易给出，但问题的背景却是非常复杂。一九八０年代以《第三波》一书冲击全世界的趋势专家艾文．托弗勒，将人类社会的演进，分为农业文明，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这三阶段，并以一九五六年美国白领人口超越蓝领人口，做为美国率先从工业文明进入信息文明的时间分水岭。

中国进入信息文明了吗？这倒是一个吊诡。以从业人口数目来看，中国仍是一个农业社会，绝大多数人仍居住在农村地区；以经济结构来看，中国是工业社会，GDP主要来自工业产值，并被封为「世界工厂」；从网民数目来看，中国也该被称为信息社会。这三种有先后发展顺序关系的社会型态，却巧妙地同时存在目前的中国。

即便二亿三千万的上网人口高居世界第一，但占中国整体人口比例不到二成(美国人口上网比例占整体社会将近八成)，我们只能说，中国还处于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的阶段，距离进入信息文明，还有一段不小的路，但可以肯定这条路会越走越快。

举例来说，美国进入信息社会的指针，是从事脑力和专业人口的白领，成为社会的主体，但其后发展出来的整块信息工业，则是真正奠定它在全球信息社会的地位。

一九七０年代，英特尔(成立于一九六八年)发明的微处理器和记忆芯片，为信息工业打下基础；一九八０年代，IBM(一九八一年推出个人计算机)应用微处理器和记忆芯片，推出了个人计算机，将信息工业向前推进一大步；一九九０年代，思科(成立于一九八五年)发明的路由器，将众多计算机串联在一起形成网络，原本各自工作的计算机，成为可以互相交流传递信息的工具；到了二十一世的头一个十年，在计算机串联成网络交流信息的基础上，Google(成立于一九九八年)成为整理并管理这些信息的中心。

每一个十年，信息工业就进入一个新阶段，龙头公司从英特尔到IBM到思科到Google，全部来自美国，这是它做为信息强国的的实力证明，而运用这些信息技术和产品的企业和工作者，也反映美国整体社会在信息文明的脚步超前。

中国在快速追赶。在芯片方面，中国目前还未出现像英特尔这样的公司，但是在其后的个人计算机，则有联想(成立于一九八四年)，在网络设备方面，有华为(成立于一九八八年)，在网络搜索上，有百度(成立于二０００年)。尽管在这些公司身上，隐约都有同类型美国公司的影子，但他们走向自主发展的努力，比重也越来越高。

再往下，中国和美国在信息技术上的差距，会越来越小，在创新方面的时差会更接近，这个过程也是将中国由工业文明过渡到信息文明。只是时间还要多久？关键在于中国的「网络世代」何时成熟。以着有《数字经济》和《维基经济学》的唐．塔普斯卡的观点来看，一九七七年以后出生的美国人，被他称为「网络世代」(net generation)，他们从一出生开始，就在电视，电话和各种家电的环境中成长，上小学时就用计算机，上中学时开始上网，他们的思维和对世界的理解，完全以信息和网络出发，和上一代截然不同，这群人以及其后的人，自一九九七年陆续进入职场工作并成为主力之后，大幅改变了美国社会的生活，工作，娱乐，文化和价值观。

中国的网络世代，要比美国晚上至少二十年，所以信息社会的特征，以及对原有社会的冲击，将从目前开始，在十年后达到高峰。一个融合了三种不同文明在同一时间的社会，彼此交错会产生什么样的新概念，或者互相冲撞造成冲突，都将是先前所未有过的实验。属于中国所发展出来的信息社会模式，对全世界目前五十亿还未上网的人口和地区而言，将是更贴近而可以参照的坐标，这是更值得关注的变化。

过去十五年，因特网一直是创业的摇篮，不断有新的想法，新的公司出现，但最近这个领域的新闻，不是创业，而是来自一家老公司想购并一家比较不老的公司：上世纪一九七五年成立的微软，要把上世纪一九九四年成立的雅虎纳入旗下。

其实，这件事本该在上个世纪就解决。一九九九到二０００年之间，微软就有意买下雅虎，当时倒不是为了对抗Google，因为那时Google才刚成立，而是迅速扩大微软在因特网的版图。如今，九年过去，这件旧闻再度浮出水面，成了新闻，只是目的从攻势转为守势，对抗Google成了这宗购并案最直接的原因。

我并不看好这件案子能成，即便成了也很难产生作用。对外，购并着眼于市场分额，打的是一加一等于二，甚至大于二的算盘；对内，购并可以把同性质部门整合，裁剪多余人力，节省成本。但这两件事都很难拿来对付Google。

首先，Google在网络广告一家独大，并在去年的税后净利润维持超过一倍的成长。这来自它在搜索领域的绝对领先，以及不断想出新的方法来增加并扩大广告收入，并反应在股价上，公司可以用股票选择权做为筹码，鼓励内部人员创新，并从外部招聘顶尖人才加入，保持创新的活水。

至于微软，在四年前就因为公司帐上有将近五百亿美金的现金，而成为全世界持有现金最多的企业，比任何一家银行都多，展示了它惊人的获力能力。但是，它的获利成长幅度远小于Google，导致股价长期不动，发股票选择权对员工没有太大诱因，也不利于它招进好的人才。买进雅虎能解决这个问题吗？雅虎本身也处于暂时创新枯竭的阶段，去年获利不但未成长还衰退，股价也跟着下跌，才给了微软趁虚而入的机会。

这两家公司如出一辙，素质都很好，也占到所处行业里不错的位置，营运没有问题，公司也都赚钱，但没有找到创新的方法，去赚下一步的钱，只能看着Google的创新大军，不断攻城略地。当然，随着股价和本益比越来越高，股票选择权能带来的利益也会相对降低，对于刺激创新和招揽人才的边际效益也会减弱，Google有一天也可能变成今天的微软和雅虎。但是，在那之前，微软和雅虎倒是得赶紧做些什么事，追上今天的Google。即将在半年后退休的比尔．盖兹，加上接任CEO才半年的杨致远，这样的组合并不是太诱人。

究其原因，创新必然来自松绑，而不是捆绑。微软和雅虎，应尽可能回到创业阶段，或和创业阶段的公司合作。我认为微软最该做的，是把旗下的网络事业MSN独立出来成为公司，因为MSN是有大成长空间的事业，而微软是成长已到顶的公司，微软的股票没有吸引力，但MSN如果做为独立公司，以其庞大的实时通讯和hotmail用户基础，来和其它有意思的新创公司合作，在资本市场是有题材的，有利于吸收人才。

但是，微软如果这么做，它自己本身的股价就会跌，因为把未来最有希望的一块切出去，这和哈佛商学院教授克来顿．克利斯汀森提到的「创新者的两难」困境一样。它并不是没有看到机会，而是要去抓住这个机会之前，会先伤害自己现有利益，所以最保险的做法是维持现状做调整，但根据克利斯汀森研究许多企业个案的结论指出，这种通常都不会成功。

只要MSN还放在微软里头，因为它还是个亏钱部门，所以微软最多的资源，一定是放在现有赚大钱的Windows和Office部门，虽然这两个部门的成长空间有限，但可是每一年带进一百四十亿美金盈利的主力，算盘怎么拨都很清楚，把MSN切出去，可以减少微软亏损，但等于和明天说再见，股价必然受重伤，那还不如趁着手上银子还多时，把雅虎买进来。

在「创新者的两难」困境中，最明显的就是当原有领先者看到机会时，你是放多少资源在新机会上，一０％？二０％？肯定不是一００％，因为还有现有市场和客户要照顾。但是，奔着这个新机会来的新创公司，却是百分之百专注在这件事情上，而最后往往不是规模，而是专注度，决定了胜负。当然，在历史上，微软在大多数产品上都不是先行者，但凭着家底厚而后发先至，在因特网上头也是，但却可能在这次对雅虎的收购上，以及后续和Google的对抗上，踢到铁板。

教科书上总是说，企业要长青，就要保持创业精神，但事实总是证明，创业精神不来自长青企业，而是生嫩的新创企业。微软之于IBM，雅虎之于微软，Google之于雅虎，都在不断论证这个道理。

我经常受邀主持活动，主题大多与创新和创业有关，与谈嘉宾都是事业有成的老板，我的工作是抛出问题，引导他们分享自己的经验。但是，一月底在台北的这次活动截然不同。台上的三位嘉宾，各来自三家名不见经传的网络公司，还没有成功心得可以分享，不过，听他们谈起遭受的挫折和困难，可真是心惊肉跳。

第一位来自一家成立才一年的网络拍卖(C2C，类似淘宝)公司，他们设定的是不可能的任务：打败原本市占率近八成的老大。上台报告的是公司的首席运营官(COO)，他原本是位司法官，因为网络上的诈骗案件太多，所以被聘来专门处理这些事。

他指出，为了抢占市场份额，董事会几乎是含泪决定，三年内公司不赚钱，也要拚交易手续费全免。这对公司的高管团队来说，不但不是消除压力，而是增加压力。每天一开门，他就知道不会有一块钱收入进帐，但房租，水电，人事和设备，以及接不完的客户询问和抱怨电话，都是成本，而且要持续三年。重要的是，在三年内，他们得想出免费以外的赚钱模式，否则三年到期资金烧完，只有关门一条路。

第二位是一家做博客社群的新公司。这类公司先前多如过江之鲫，这家公司能存活下来，靠的是严格的现金流管理。他们量入为出，所有的支出，都考虑能否增加网站流量，因为是用流量去换广告。但是，流量一加大，他们又得去买或租新的服务器和带宽，这又得增加支出，而收入却未必等量增加。他们每天就在这种斤斤计较的状态下过日子。毕竟，现在要用博客和社群的概念再去圈钱，已经非常困难，手头上一块钱得当三块钱用。

这家公司的员工每天一定要做一件事，就是上美国专门计算网站流量的Alexa，去看自己的最新排名，是否又进了一名，以此自我鼓励。那怕是每周七天待在办公室加班，才二十多岁就坐得颈椎、脊椎和坐骨神经都是毛病，看到排名跃升，就觉离成功又近一步。

第三位的故事更神奇，简直就是”法治在线”的最新版。这是两位海归回台湾创立的在线影音公司，他们从好来坞取得电影版权，模式则是让网民上网选购，再到家里附近的便利超商拿碟。去年十月开完新闻发布会后，隔天他们就收到竞争对手寄来的存证信函，表明他们侵权，要告上法庭。

两位小伙子一辈子没上过法院，存证信函更是头一回见到。其中一人的父亲，和竞争对手公司的老板是本科同学，他们便请这位父执辈出面和对方沟通，而对方也很客气地接待。他们想说应该没事了，隔天却收到第二封存证信函，当场傻眼。

一个星期后，就在上班时间，突然一群公安跑到公司里面来，表明身份后，把公司的一堆资料和文件都扣押带回，像是破获赌场或毐品工厂一样，两位小伙子和一群同事再次傻眼，对方已经告上法院，并申请假扣押。接下来，就是不断地来回法院出庭。”我以为互联网的生意应该是很高科技，没想到都是在搞法律。”尽管已事隔三个月，一提到这事仍然愤恨难平。

这就是真实世界。一堆光怪陆离、荒谬至极的事都可能发生。美国俚语说”shit happens”就是这意思。那位做网络拍卖的前司法官告诉我，网络上的诈骗案件，已超过电话诈骗和邮件诈骗，各种最高明的骗子都往这里汇集，不断推陈出新想怪招，而从事网络拍卖的网站，上头动辄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则产品讯息，想来就令人头皮发麻。也因此，大量的法官，检察官和律师，被聘到这个行业来，与这些高手对决。

那位做博客的老总，读研究生时自己还出过一张唱片，本来想当歌手，后来转型做制作人，后来改行到音乐网站，五年换了五个工作，目前则是带领一堆小毛头缩衣节食，重新出发。

至于那位忙着上法院的年轻CEO，则是把相关法律条文已背得滚瓜烂熟，并且引经据典，都快成半个律师了。他在美国读完大学，念的是电机，回台湾想大展身手时，绝没料到人生转折是从法院开始。

人生多数是在惊奇中转折，创业更是如此。那些坐在桌旁等上菜的食客，永远搞不懂厨房里头是怎么回事。要想有好菜端上桌，就得有厨房里忙着洗、切、蒸、煮、炒、炸，忍受油烟和高温。怕热就进不了厨房，只能当食客，做不了大厨。中国古话说”治大国如烹小鲜”，创业也是如此。

上个月，日本流行艺术家村上龙到台北演讲，地点不是排在一般的演讲厅，而是放在市中心的体育场，现场挤进两万多名听众，一票难求。

我问了一位到场听讲的朋友，他说现场效果其实很一般，村上龙说日语，再由翻译翻成中文，近两小时的演讲其实只讲了一小时不到，真想学东西还不如买书来看。但是，更多人是冲着村上龙而去的，而且在朋友圈子中争相走告。在村上龙之前，另一位日本知名建筑师安藤忠雄到台湾演讲，也是安排在体育场，也去了两万多人。

在台北办演讲去了两万多人是什么概念呢？周杰伦去年在台北办演唱会，现场也是两万多人，这说明了村上龙和安藤忠雄的动员力，不输给周杰伦，虽然两边的听众重迭性不高。只不过，在这两位日本设计师的演讲上，没有歌唱舞蹈，没有声光爆破，但却吸引一堆粉丝前来。据说台北的旅行社最近的一大卖点，就是组织”安藤忠雄之旅”，到日本实地看安藤忠雄的建筑作品，由专家现场解说。

一位朋友告诉我，台北人现在很焦虑，不是焦虑选举，而是焦虑自己不懂美，不懂怎么欣赏，怎么入门，怎么让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和美产生关系。于是，文化创意和设计，成了一切的救赎，被城市白领疯狂追逐。

文化创意近年来在全球成为显学，自伦敦于1997年将它正式列为重点发展”产业”之后，加入了商业元素，战略性地鼓励并扶植，其后许多城市仿效跟进。文化是一种在地性的资源，来自传统和生活经验的积累，要把这种资源开发成商品，则需要创意，具体表现出来的就是设计。

也因此，设计师的重要性正凌驾工程师之上，村上龙，安藤忠雄，菲利浦．史塔克，卡尔．拉格斐尔等人，是这个时代的新符号。诺基亚的手机有名，原因之一是它有个明星设计师法兰克．诺佛，三星最近则找上乔治亚．阿曼尼合作。从社会学的角度看，这是社会从”工业化”走向”后工业化”的结果；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，当工业产值开始成长停滞，推动经济就必须找寻新的成长动力，而文化创意产业是答案之一。

美国学者理查．佛罗理达在2002年出版的《创意阶级》(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)一书中指出，工业社会里的中产阶级，在后工业社会中，已演化成新的品种：创意阶级；他们不再只是从事白领工作，而是创意工作，连带对于生活，社交和价值观都有很大的不同。要创造一个吸引这群人的环境，需要注意3T: 科技(Technology), 人才(Talent)和包容(Tolerance)。

马来西亚籍的华裔女作家冯久玲，也在2002年出版了《文化是好生意》一书，其中特别提到亚洲在金融风暴后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战略。有意思的是，在1997年遭逢金融危机的韩国，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三个国家，在复原的过程中，不约而同都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创意产业，以文化输出替代过去习惯的外资输入模式。

韩国由政府补助，鼓励好的本土题材和剧本，拍成电视剧和电影，营销国内和全亚洲；泰国也是由政府牵头，将泰国菜做整体包装，鼓励到全世界去开泰国餐厅；印度尼西亚则是将观光圣地峇里岛风行的水疗(SPA)，推广到全世界。甚至，韩国这几年积极注册各种文化遗产，还跨过界，把划龙舟和蚩尤也注册成韩国的东西。

中国有丰富的文化资源，但目前多靠着自然风景和建筑，就地做起卖票观光的生意，或者把文化简化为餐桌上的菜肴，距离把文化的软性部份抽取出来，用创意来包装营销，用设计来变为产品的这个方向，还有很长的路。北京的798和上海的苏州河，暂时还是玩概念吸引观光客的地方，有前卫想法但和在地文化没有关系。

在过去二十个世纪里，中国有十八个世纪是全球最富，谈文化自然有底蕴，但说到要贩卖文化，我们目前在创意和设计上，的确不足。不过，去年中国消费奢侈品的金额，超越美国，仅次日本排全球第二。国内有钱买LV包的大有人在，已经买了的更是不计其数，但什么时候才能把参与设计LV包的村上龙(或者类似的设计师)找来演讲，并且能挤进几万人(去听讲，而不是去买包)，那才是文化创意业产业起飞之日。

对创业者来说，这种必然会到而还没发生的事，不就是最值得投入去圈地的领域吗？

在一月初的CES（消费性电子展）舞台上，比尔．盖兹做了一场很幽默的演讲。他首先表示，这是他最后一次在类似的科技场合里做专题演讲，原因是今年是他在微软工作的最后一年，不久之后就要退休。

接着，他在台上放了一段短片，主题是他在微软的最后一天。一开始，他带着公文包从家里出来，打开车门后，公文包却还放在车子顶上，然后一路开到公司。他的多年伙伴、也是目前的微软执行长包默评价：比尔是个很”专注”的人。

接下来，盖兹不停打电话，片子里头也出现一堆名人，表示盖兹有兴趣找的下一个工作。从U2的主唱Bono，到史蒂芬．史匹柏，再到乔治．库龙尼，全对这位想进来轧一角的全球首富说”No”。即便把领域转到政坛，从希拉里到欧巴马再到高尔，也都无意让盖兹加入自己团队。最后，这位微软创办人失落地打包好东西，自己开车离去。

这部短片拍的很有创意，看过的人莫不哈哈大笑，可说是盖兹近年来在演讲台上最好的表现。以往，大家都想从他口中探知产业趋势，但大多失望了，因为他谈的趋势大多是微软未来要上市的产品。甚至从他写过的两本书《The road ahead》和《Business @ the speed of thought》，也未如市场宣传地那样具有前瞻性。

但是，他身上具有的那种美国创业家独树一帜的幽默感，却令人印象深刻。特别是在他宣布要退休的这两年，他的幽默感更得以发挥。去年，他接受母校哈佛大学邀请，对毕业生演讲时，他像小孩子般调皮地说：”爸爸，我（当年）就告诉你我会回来的。”他当年在哈佛法律系只读了一年，就休学去创办微软，当时父母都反对。

几年前，他在一个公开场合里，被人直接在脸上砸了个派，事后媒体问他感觉如何，他开玩笑说：”味道还可以。”

美国的企业家，通常被看见的是具有清教徒纪律的一面，比较具神性的一面（如同佛教谈的普渡众生），像是他们最终把多数财产捐出，用之于社会，像钢铁大王卡内基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，和目前的软件大王盖兹一样。而他们的另外一面，具有诙谐幽默的这一面，虽然较少被提及，却是他们人性的一面。

这种幽默感在美国以外的企业家，特别是在亚洲，相当罕见。亚洲企业的老板，多半建立在权威和神秘感之上，刻意和员工和外界保持距离，否则权威和神秘感就很难维持。他们大抵不太会表达，或者沟通，但很会训话，一讲起来可以好几个钟头，但没什么内容。

我在1999年曾到微软位于西雅图的总部参观采访，里头很大，称为”校园”（Campus），如同大学校园那般。经过一个人工湖时，带领我参观的公关人员告诉我，几年前公司内部办一个慈善活动，盖兹公开宣布，只要有人捐款超过百万美金，他就跳那个湖，当场就有五、六个人举手，他也毫不犹豫就跳进去。很难想象这种情境和场景会发生在亚洲。

当然，这里头也有玩的过头的。甲骨文（Oracle）创办人艾利生去年受邀到耶鲁大学对毕业生演讲时，一开始要台下学生先看看左右两边，再看看后面的同学，然后告诉他们，几年之后，每个人就会像身旁这些同学一样，一事无成，如果真想有什么成就，就该像他一样，赶紧休学去创业（艾利生也没有读完大学），还浪费这么多时间在学校，注定他们不会成功。这种跑到别人地盘上去撒野，实在过于低级趣味，后来被校方的警卫直接请下台来，不再让他大放厥词。

不过，一个懂得幽默，甚至拿自己开玩笑的企业文化，也显露了自信，这也是亚洲企业的老板最缺的。他们往往是极端自大和自卑的综合体，压抑到很难有任何形式的幽默，遑论自嘲。

做为微软的长期观察者，甚至批评者，我对于盖兹展现的幽默，只能说：你可以不喜欢他，但不得不注意他，甚至尊敬他的表现方式，做了一次有创意的告别。

2007是web2.0概念暴炒的最后一年，当所有事都冠上2.0，从网络到营销到投资，市场和读者一再被一个单薄的观念疲劳轰炸，也到了忍耐2.0的时候，谁再多提起这个词就要犯众怒，实在是够了。

2.0这个概念，最早从美国女性趋势专家伊瑟．戴森(Esther Dyson)所出的书《版本2.0》(Release 2.0)演生而来，在美国也因而发展出一本专谈电子商务的杂志《Business 2.0》，并在2004年被美国网络圈子借用，以web2.0来描述走出2000年谷底的网络行业。

2.0被到处借用，与其说它的影响力铺天盖地，遍及全球，不如说是在以信息如光速流动的网络时代，我们却面临词穷和概念贫乏的窘况，全世界都一样。各种商业模式不断出现，但是表达能力不断下降，只能一再用同样的词汇和语境来表达不同的事，但最终却殊途同归，都讲成一件事。

连畅销书《世界是平的》作者汤马士．富利曼在描述他的世界观时，也用"全球化1.0","全球化2.0","全球化3.0"来画分，并被世界各地读者奉为圭臬，你就知道2.0这个词泛滥的程度比黄河决堤还快。

我对2.0已完全倒尽胃口，web2.0和所有的2.0都让它留在2007吧!我更关心的是，web3.0会是什么样子，什么时候会来？

到2007年底，全球上网人数已达到十二亿，对这群人来说，下一个大的应用和变化会来自那里，就是web3.0的可能方向。很明显的，"移动网络"或"无线网络"是最有机会的。自英国计算机科学家柏纳斯．李(Tim Berners-Lee)在1989年发明了web之后，它的应用始终是在PC的界面上，所有的服务也都围绕在PC的环境里头开发出来。

但是，PC终究太复杂了，它永远没办法像手机那样随开即用，这也是手机年销量在1999年追上PC之后，如今双方年销量拉开为十比一的原因。因此，web要跳脱书桌和办公桌前的屏幕，进入一般人生活，关键不在于它在PC接口上如何精进，而在于它如何更快更紧密地和手机结合，或者类似的手持移动工具。

之前，有评论说手机屏幕太小，后来有翻盖机和滑盖机(键盘从下面或侧面出来)，让屏幕可以扩大，解决了这个问题；也有评论说传输速度太慢，现在则有WiFi和3G可用；也有评论说手机键盘太小，不适合写邮件，但手大脚大的老美在黑莓机上一样打的很开心；也有评论说手机屏幕不适合阅读，但amazon.com最近推出的电子阅读器Kindle，造型看起来就有手机影子，想必是在为手机做为电子书探路。

总之，这些大部份都是技术问题，而不是使用习惯问题，而技术问题比起使用习惯问题要好解决多了。特别在东亚地区，日本和韩国目前在移动网络的发展，都属于世界上走得最快的一群，而中国则以近五亿手机用户高居世界第一，很可能成为全球手机上网人口最多的国家。

web3.0不仅是从PC转移到手机，也是网络主导权从美国移到东亚的转折点。当然，这件事可能会发生，但未必会发生。在中国，目前手机运营商掌握的权力过大，以致于整条产业链上的参与者与其相较之下，都处于极度弱势，非常不利创新服务的产生。

中国市场需要进一步开放，不管在经营执照和业务方面，甚至像美国在1996年通过"电信法案"(Telecom Act)那样的魄力，大举松绑行业管制，才有了后来风起云涌的互联网行业。近几年在美国开始讨论的"第二代网络"(internet 2)，也主张把网络提供者和服务提供者分开，各做自己擅长的事。

这很有可能是中国社会一次蛙跳的机会，从国家竞争力到个人生产力，能大幅攀升。但我们先不必过度乐观。这里面牵扯国营企业改制和特许经营权的开放，在中国不会一次解决。不过，明年第一季iPhone在中国上市，第二季因应北京奥运而开放3G，关于web3.0的期待，虽然迟但总会来。

位在北京的朋友，刚换工作到一家欧洲半导体公司的上海分部，最让她惊讶的是，在节奏这么快的行业里，报到后申请一台计算机，居然要等四个月才下来；公司内有一堆白头发的外籍员工，而且一休假全找不到人。这与她先前服务过的美国半导体公司那种年轻动作快截然不同。

我也觉得惊讶。在半导体行业，我们已习惯由加州硅谷和台湾新竹所设定的工作节奏：那就是每十八个月芯片功能要加倍，但价格不变；要达到这个要求，就必须日以继夜投入，凌晨三点有紧急状况被叫回工厂处理也是正常，而最终则由高额的员工分红配股，补偿这一切牺牲。

显然欧洲人不这么想，或者说半导体这个行业的节奏，并不是太平洋两岸说了算，还要考虑大西洋那边的意见。我们过去所习惯的工作时区，由地理位置决定，或所处行业决定，但是在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今天，地理位置和行业因素交互影响，相邻两家公司的工作者即便表上时间显示一样，工作时区和节奏可能天差地远，相隔半个地球远的两家公司，却可能同步作息。

这或许解释了上海、台北和香港这三地，为何是不夜城。他们的存在，都来自与世界接轨并成为其中一部份，像是香港的金融，台北的电子接单代工和上海的港口运输；除了本地时区，还必须二十四小时与全球时区连通。

最明显的，就是每天到了下午五点，你是开始整理东西准备下班，还是整理文件准备和欧洲那边开会；当大多数人是早上九点上班，你是不是提早八点就到办公室，和离下班还有一小时的美国西岸通个电话。在全球职场上，我们多半按照纽约和伦敦的工作时区，来调整自己的时间。

工作时区所区隔的不只是时间，还有工作文化。西欧企业的主管到东亚来，不可能再好整以睱吃午餐，从开胃菜到主菜到甜点全吃遍，最后再喝咖啡；东亚的员工到西欧出差，也不可能把用筷子吃战斗餐的风气带过去，得学会用刀叉慢慢切割出话题在餐桌上聊。

这也使得”本土化”的重要性，在全球化之后益显突出。许多跨国企业，包含我那位朋友所服务的欧洲半导体公司，都在尝试本土化，第一步是从人才开始，但关键在于文化的本土化，因为时差反应的不只是地理的差异，更是心理的差异，而差异正是管理创造价值之处。

全球化，是本土化的积分，本土化，是全球化的微分。经理人可以不懂微积分，但对于不同工作时区差异造成的微分和积分关系，却一定要学会。世界暂时不会照着東亞时间运转，经理人的手表和脑袋里还要放进更多时区。

1999年红极一时的B2B电子商务，在全盛时期有超过30家上市公司，但是在2000年股灾后全面溃败。来自中国、在十一月六日上市的阿里巴巴，或将逆转整个行业7年来的颓势。

这种好来坞式英雄电影的命题：”全世界正陷入危机，只有一个人能解救”的模拟，有点夸张，但在全球互联网行业过去两年陷入明星公司IPO挂零的窘况下，阿里巴巴上市确实是亮点。

全世界都在向中国买东西，中国本地的贸易商和制造商也互相做生意，这是阿里巴巴崛起的背景，藉由提供商家信息，解决市场信息不对称，从中赚取服务费。再加上它有一个不缺话题、只缺版面的创办人马云，阿里巴巴始终是媒体宠儿。从公司取名开始，到每年在西湖边上举行西湖论剑活动，邀请网络业名人激荡想法，甚至前年请来了柯林顿，到推出免收手续费的C2C购物网站淘宝，将ebay彻底逼出中国市场，马云总是奇招不断。

10年前，他还是挨家挨户推销商家黄页的业务员，如今则成为市值80亿美金公司的老板，是“芝麻开门，看到宝藏”童话的现代版。